因此，爱因斯坦在索维尔会议上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导者玻尔针锋相对：“上帝不掷骰子！”而薛定谔则提出了一个更著名的问题：“薛定谔的猫。”在哥本哈根解释的世界里，在不进行观测的时候，系统保持不确定性的波态，猫生死叠加。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外部观测者观测时，物质以粒子形式表现后才能确定。但这违反了现实生活的法则，一只猫怎么可能是既死又活的呢？
  哥本哈根学派对爱因斯坦的说法一一驳斥，却对薛定谔的猫毫无办法，只能承认“猫确实是既死又活的”。
  施季里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他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放弃了物理学和数学——那时他在数学上的兴趣已经转向了统计学和概率论。他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认为：“量子论是一种纯统计的立论：它无法对单个系统作出任何预测，它所推导出的一切结果，都是一个统计上的概念。”换句话说，“单个”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集合。
  这论文差点没让他通过答辩，因为他完全回避掉了单个电子的轨迹问题。他认为单个电子的轨迹就是和“比光速更快1秒”、“比绝对零度低一度”这样的表达。没有语法问题，但在物理上没有意义。他只得在答辩会上引用爱因斯坦的论述为自己辩护：
  “任何试图把量子论的描述看作是对于‘单个系统’的完备描述的做法都会使它成为极不自然的理论解释，但只要接受这样的理解方式，也即量子论的描述只能针对系统的‘全集’而非单个个体，上述的困难就马上不存在了。”
  所幸当年希特勒还有六年才被任命为总理。
  即使这样，一开始进入帝国保安总局时，施季里茨还是因为自己答辩时所说的这句话受到了不少刁难。就像海森堡因为教授“相对论”被蔑称为“白色犹太人”一样，施季里茨每当被审查背景时，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他对犹太人提出的理论并无特殊偏好，但他也不肯否定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最后，还是他的工作成绩救了他一命。
  战争开始之后，随着纳粹逐渐掌控欧洲，大量的科学家逃往美国和英国，玻尔、波恩、爱因斯坦……都去了美国。海森堡本来拿到了美国大学的聘书，但他拒绝了离开，他说：“德国养育了我，现在她需要我。”
  1941年施季里茨和舒伦堡在维也纳见到海森堡教授的时候，海森堡已经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物理学教授和凯泽·威廉皇家物理所所长。施季里茨和舒伦堡则被介绍为“外交部的官员”。席间海森堡饶有兴致地询问他们的学历，舒伦堡据实相告，施季里茨还没有开口，海森堡就想了起来：“您的名字很耳熟……您读过物理学？”
  “我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数学和物理学系，教授。”施季里茨解释道。
  “我读过您的毕业论文。”海森堡饶有兴致地道。
  舒伦堡好奇地看了施季里茨一眼，他显然想起施季里茨答辩时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的往事，他柔和地问海森堡：“您觉得那篇论文怎么样？”
  “很有意思，”海森堡想了想，“准确地说，很具有实用主义风格。”
  大概有这样的印象在前，海森堡在自己实验室的那位挪威教授被逮捕时，才写信给施季里茨求助。最后，施季里茨也完成了海森堡的嘱托。所以，得知施季里茨来负责协助他完成代号为“铀俱乐部”的纳粹核计划时，海森堡还是颇为高兴的——他认为施季里茨是纳粹党内极少数能站在科学家角度看问题的官僚。
  不过海森堡并不是施季里茨要见的第一个人，他首先见了年长的化学家奥托·哈恩教授。就是他发现了原子的裂变现象。施季里茨在他每天散步的道路上拦住了他。
  哈恩教授看了他一眼：“施季里茨先生。”他露出一个笑容，“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绝大部分科学家不知道施季里茨的军衔和负责内容，他们只知道这位官员有不低的权限，可以帮他们协调大部分事务。哈恩教授则额外信任施季里茨一点，因为被施季里茨拯救的那位挪威科学家，正是哈恩教授的朋友。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施季里茨简单地开口，“关于裂变现象的。”
  “您请说吧。”
  “铀元素的裂变反应是热中子轰击铀-235原子后会放出2到4个中子，中子再去撞击其它铀-235原子，从而形成链式反应。为了维持这个链式反应，需要有一个最小量的铀-235，这就是临界质量，对吗？”
  “您怎么问了这么基础的问题。”哈恩教授奇怪地看着他，“对，为了确保在过多的中子逃逸而使链式反应停止之前有足够的铀-235分子得到分裂，它至少应该要维持80次分裂。”
  “是的，但链式反应是很复杂的，对吗？”施季里茨问，“还有中子的吸收、还有其他情况……总而言之，这个计算结果是一个上限，而不是下限。”
  哈恩教授的脑海里闪过了什么，但他没有能够抓住那个想法。只能跟着施季里茨的逻辑往下走去：“对，您说得很对。怎么，您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什么发现。”施季里茨笑了笑，反而提起另外一件事情，“我是来告诉您普朗克教授的儿子的事情。”
  哈恩教授之前请施季里茨帮忙拯救普朗克教授的儿子——那个青年参与了“七月密谋”，并因此被逮捕，现在身处集中营中，面对要被处死的可能。他一听这件事情有了进展，就把刚刚那个简单的问题抛到了脑后：“怎么样？有希望吗？”
  施季里茨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他儿子从集中营里写来的，请您转交给普朗克教授吧……至于事情，我还在努力。”
  “您要保重身体，施季里茨先生。”哈恩教授知道他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和阻力——从集中营里捞一个已经被定罪过的人是几乎不可能的，“普朗克教授……会记住您的情谊的。”
  施季里茨笑了一下，带着一点悲伤的意味：“我做的事情太少了，哈恩教授。”
  “多保重，孩子。”哈恩教授像父亲握住孩子的手那样，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战争，战争就要结束了。”
  他们在道路上分别，施季里茨向海森堡教授的住处走去。
  刚刚和哈恩教授的对话，让他想起之前和科学家们的一次对话：
  在一次晚宴上，他很好奇那些科学家们是否能事先安排自己的发现，或精准地预测自己能发现什么。科学家们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确定一个方向，通过假设、实验、得出结论，再假设、再实验等一系列步骤，才能得出他们想要的结果。
  虽然这些科学家并不能预测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但处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安静地方，哈恩教授还能做出敏锐的预测，让施季里茨非常佩服。
  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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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走向海森堡的住宅时，在德国的希尔维娅踏上了开往奥地利的列车，这班飞驰的列车上没有买票的乘客，只有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和他的一众随从们。她被贴心地安排在一个距离希姆莱稍远一些的车厢，陪同她的还有一位女仆。
  这位穿着黑裙子的女士三十多岁，棕色头发，面容瘦长，大概因为她太瘦了，高高的颧骨挂在那里，显得人颇为刻薄。希尔维娅三番两次地想和这位女士交谈，问问她的家庭、出身、战争中的经历。可女仆总是沉默着一言不发，甚至一个笑容也不肯露出来。
  舒伦堡穿过整个车厢来找她的时候，她正好和女仆说起窗外纷纷飘扬的雪花，他站在那儿颇有兴致地看着她说了一会儿，才开口打断了她：“您要理解，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儿的规矩是他们不能说话。”
  希尔维娅点了点头，稍作思索道：“是不能说话，还是不能对我说话？”
  “您、还有其他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客人。”舒伦堡答复道，“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着想。您觉得她怎么样？适应她的照顾吗？”
  希尔维娅摇了摇头：“老实说，我已经不太习惯做事的时候有人在身边了。”
  “对于一位‘公主’来说，这可太让人惊讶了。”舒伦堡颇为友好地笑了一下，把话题带了开去，“党卫队全国领袖请您去一趟。”
  希尔维娅知道，这是舒伦堡之前说过的时刻，希姆莱的思想正在发生动摇，他需要有人去说服他自己，她飞快地拿出包中的镜子看了一眼，长发被她好好地束在耳后，脸上没有一点脂粉气息——这年头化个妆很可能会被称为“好莱坞作风”。
  舒伦堡笑了一下，带着她向希姆莱的车厢走去：“要我说的话，您不必为自己的外貌担忧。看看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秘书班子就知道了，您在他身边的众多女士之中，称得上是非常漂亮的了。而且......”
  他上前去为希尔维娅拉开车厢和车厢之间的门，放低了声音：“您不觉得他看着您的时候始终带着一种偏见吗？当然，是好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