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匈奴的生产方式。
  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但因为草原的环境，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因此规模不大。
  南迁之后，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
  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潢水（西拉木伦河）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
  当然，他们所谓的种植业，与汉地又大不一样。
  别以为内迁汉地后，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这可真不一定。
  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穑，但以游牧、弋猎为业，整个南阳盆地、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汉交融之后，当地风气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贼”。
  内迁匈奴、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种地时，往往种子一撒，然后就不管了，秋天再来收割，贮藏于地窖之内。
  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
  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在当地种青稞、麦子，是同样的操作方式，播种就完事了，没有田间管理。
  五代时的奚人“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秋熟乃来收获，毕则窖于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依然如此——“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返刈获。其去非无因，或猎或牧。”
  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
  这从他们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不种桑麻织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类。
  第三，匈奴的军事。
  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
  事实上，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职业化）以前，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么是征兵？
  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种地。
  下次需要打仗时，再把你征发起来。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军饷的，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
  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光一个范阳镇就九万人，当时全国大约56-60万军队。
  但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军队，并不完全脱产，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
  整个安西四镇，也就两万余兵。
  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不可能全部调走，地方要驻防——然后又征发了“土团乡夫”（农闲时操练的农民）一万余人，凑足了两万唐军（1万以内的正规军+1万多土团兵）。
  另外，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葛逻禄、突厥种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九十九万余人——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记不清了，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精确到了个位数。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确到个位数，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
  唐三百多州，每个州都有州兵。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有镇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点，还有县镇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
  除了少数边远军州，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
  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24贯石，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和明清时不一样，中晚唐两税法（以财产多寡计税，不按户计税，有钱的多收，没钱的少收，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时，商税（榷盐、榷茶、榷铁、榷漆等等）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
  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如宣武镇十万人、淮南镇三万五千人、幽州镇五万人等等……
  数据有据可查。
  养不活兵的藩镇，中央补贴，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愿意为中央打仗，讨伐不听话的藩镇。
  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
  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职业士兵。
  其次，火器时代，花费激增。
  第三，国王其实没什么钱。
  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些债向谁借的？
  贵族、教会、银行家。
  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
  军事和外交归国王，国王打仗，贵族、教会不一定出钱的。
  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或者借债。
  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几次破产。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银块形式拿去还债。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并没有用到军事上。
  好像扯远了。
  再说回匈奴。
  胡人政权，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
  有据可查的契丹，一户出一丁是常态，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肉干、奶酪。
  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间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后，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维持生产。
  大发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当然，非到生死存亡时刻，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大发”。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几乎没有维持成本，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就不养兵。
  胡人正规化建设后，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军，平时就有人供养，不怎么需要干活，专心训练就是了。
  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
  此时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实行“茹—东岱制”。
  翼长、万户、千户、百户、小将——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
  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
  茹—东岱制下，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以军法治民，组织度非常高。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从中亚、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
  说实话，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计会很厉害，毕竟安史之乱后，他们深入中亚，与阿拉伯人激战，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
  当然，吐蕃运气也不错。
  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连吃败仗，损失惨重，九曲之地尽皆丢失，有亡国之忧。但戏剧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制度，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篱，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并且提升了凝聚力。
  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
  最后说一点，算是我的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就总体而言，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话，募兵也要领工资，而征兵在家种地，是农民。
  打仗的话，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中晚唐防秋，各藩镇派兵到边境，帮助中央守边，朝廷给两份工资，藩镇给一份工资，三倍工资。
  而征兵打仗，还是没有工资，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
  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听说过“一汉当五胡”这种说法。
  对，这是西汉年间。
  到了后来，陈汤说现在不行了，只能“一汉当三胡”。
  原因是什么？
  胡人也在进步啊。
  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生产力差距极大，体现在战争上，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
  另外，当时马具也不行，骑兵威力不够大。
  东汉时，这个差距缩小了。
  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
  到了魏晋南北朝，因为胡人大举南下，差距更加缩小。
  而且双边马镫、高桥马鞍出现，让骑兵可以借力，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骑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这时候怎么办？
  只能靠武勇。
  说一个典型例子，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瓮城、马面，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