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很明确的说，炎黄集团现在就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想用应届生来调整炎黄的薪酬架构，但最终我不敢用，为什么呢？”
  卿云耸了耸肩膀，很是无奈，“我需要的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即战力，应届毕业生没办法做到这点。
  我问我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软件院的几个项目负责人，这群毕业生什么时候能达到‘可用’的状态，他们回答我，需要至少9个月到12个月。
  我算了算帐，我觉得真还不如直接招聘有1-3年工作经验的人。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企业家，对大学教育最直观的感受，无用！”
  说到这里，卿云是真郁闷了。
  只有深处行业其中，他才能明白，为什么当年任老爷子要不计成本的大肆囤积几个电子类高校的毕业生？
  囤积的程度，几乎等于包圆了那几个学校的所有相关专业毕业生。
  华唯够大，够强，本身又具备完备的培训体系，它能大大缩短‘白纸到可用’的时间，任老爷子玩得起毕业生。
  同时，华唯在用这招时，也间接的打击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要想获得人才，只能高薪挖人。
  在以高薪著名的华唯面前，用高薪挖人？
  嫌自己亏得不够多是吧！
  这也倒逼着卿云加强和高校的合作，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
  否则，他也会被华唯这招给活活拖死的。
  这一次，办公室里更加的寂静了。
  卿云掏出烟盒，看了一眼苏采薇。
  苏采薇翻了个秀气的白眼后，撇撇嘴扭过头去。
  云帝这才给王德超和石广勇散着烟，起身给他们点燃后坐回了位置，扒拉了一口烟，继续说着，
  “现在又回到我炎黄学院院长的视角来看，就业难、招聘难，是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造成的，也就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构和社会需求的结构失衡造成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人才供求结构失衡的局面？”
  在王德超和石广勇若有所思的模样中，卿云冲着天花板吐了个烟圈，而后悠悠的说着，“大政方针方面的东西，我们只能接受和适应，发牢骚的讨论没有任何作用。
  在我看来，除开大政方针以外，主要症结在于高等教育的结构出现了问题。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有三种类型，学术研究性、专业技术型和职业教育型，培养的人才目标分别是学术研究性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应用技能人才，这三类人才应该分别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和技术应用工作，为国家的科学发展、技术发展和应用发展做出贡献。
  以我们现在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需求的人才类型主题来看，高等职业院校理应是高等教育的主体，而实际上……”
  卿云双手一摊，王德超随即苦笑的摇摇头，示意他继续说。
  “这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办学模式、办学路线的选择的正确性。也就是说，现在绝大部分学校的办学模式和路线是不符合学校自身定位的。
  我们都知道，其实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模式、办学规律、办学路线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专业的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师资配置、教学方式、质量控制，这方方面面，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国内的高等院校，在我刚刚说的六个方面，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高校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叫什么名字，无论是什么类型，完全是千校一面的采用学术研究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模式。”
  根本问题……他不敢说。
  不过就是这个他嘴里的‘最大的问题’也引起了王德超的共鸣。
  他其实知道卿云话里未尽的意思。
  所以，此刻他格外的欣赏卿云的看破不说破。
  那句接受和适应，道出了这个孩子做事的底线和红线意识。
  憋屈，但能走得更加的长远，年纪虽小，却比郭光畅和程天乔都要稳重。
  微笑的看了一眼面前这个年轻人后，王德超又喟叹了一声，而后缓缓的说着，
  “确实如此，你算是说到根子上了。学校的办学定位既体现办学类型，又体现办学阶段。
  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各项政策、工作重心等也应该随之改变。
  以科学研究为例，我们曾在一部分定位为应用型的高校看到，学校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不是应用研究作为衡量教师科研最重要的指标，这一点是否合适，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商榷。
  的确，所有高校都必须重视科学研究，但是不同的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定位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老丁就说过，在创新链中，先是基础研究，紧接着是技术开发，然后是工程化和产业化。
  像华中科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要在技术创新链上的定位前移，定位在原创性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上。
  走应用型道路的地方本科院校，应该高举应用研究的大旗，立足地方、行业、企业，从实际问题出发，突出应用，服务于地方、行业和企业。
  而对于高职院校，很多学校应该定位在解决技术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去进行集成创新、技术开发、科技服务，目标是取解决生产一线所需要和急需解决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云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研究着王德超的说话方式。
  真的不愧是老干部，这种官话是随口就来，自己确实得多学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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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6章 云帝对復旦的图穷匕见
  石广勇也感同身受的点了点头，“确实如此，学校要有明确的办学定位和与之对应的人才培养目标，客观上也给予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在填志愿选择学校的时候，便明白了自己以后发展的方向。
  同时，考研、推免制度的存在，也给了学生再次选择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这样老师也轻松一些。”
  他忍了又忍，还是没说，其实他觉得高职院校就不要搞什么学术研究了，一个学院一年的有效论文产出量还不如復旦大学一个副教授一年的多。
  卿云笑了笑，而后打着总结，“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客观上存在‘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普通大学、有硕士授予权的学院、普通学院、高职高专七个类型的学校。
  从上到下，专业的口径是越来越窄的。
  办学定位决定了专业的宽窄程度，越是985、211等高校，专业口径越宽，越是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
  越是向应用型转变的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越是强调面向基层、面向一线，专业口径越窄，把专业方向当专业来办。
  我们也看到，由于办学定位的不同，不同高校教学变革的抓手也应该是不一样。”
  说到这里，他定定的望着正在颔首赞同的王德超，沉默几秒后开了口，“所以，校长，书院制的实施与否，取决于復旦大学自身的定位，復旦到底是学术研究型，还是……综合型大学。”
  在他看来，復旦大学，就是属于既要又要的思想在作祟。
  或者说，这是扩招的本质，带来的问题。
  扩招的原因、背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多说没任何意义。
  但是影响，却非常的深远。
  本科录取率从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30%，普通高校整体录取率在极短的时间内从20%上升到50%，甚至经过20年逐步攀升超过80%，它象征着，原本国家实行的精英化教育进入到平民化教育。
  于是，在原本的专才教育的高校分类中，诞生了一个叫做‘综合型大学’的怪胎。
  它从诞生之日起，便是既要又要的典型。
  放在復旦身上就是，它既有学术研究性的专业，又有专业技术型的专业，还特么的有‘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这种实际上就是职业教育型的专业。
  作为一个水校的教授，前世的卿云，是见过书院在高校里的迅速兴起以及快速停滞的，没有人比他更懂其间的背后原因。
  职业教育型的学校，根本用不上书院制，衔接好学生与社会就是大功一件。
  学术研究型的学校，需要书院制，但需要的是小而精的书院。
  这一类的书院，是定位于拔尖创新人才等特殊人才类型培养、以精英教育理念为指导、包含专业教育教学功能的小群体模式。
  此类书院的培养对象多以对在校生进行二次选拔后进入实验班的形式产生，是高水平学术研究型大学较多采用的书院模式。
  因为，你把天才和凡人放在一起，对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事。
  天才是需要和天才去碰撞思想火花的。
  而最广大的专业技术型高校，它们所需要的书院制，更多的是希望增强定位于专业教学之外的学生管理功能，是以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理念为导向的大群体模式，由此去产生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去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灵活性，最后实现培育复合型人才的目的。
  这两种书院，无论是人群还是机制，都是泾渭分明的。
  那此刻，面临综合型大学的现实条件，王德超所能搞的，便是功能泛化的书院制，也就是上面两类书院的混合体集群。
  功能定位不够精准，设置的组织架构不健全，职能划分也不明晰，导致书院教育方向的迷失以及组织管理的混乱。
  这就使得王德超要搞的书院集群，必将成为了一个大杂烩式的变革试验场所。
  既然是试验，必定会有牺牲。
  实际上，这个牺牲，不是卿云之前说的贫困生。
  而是占据整个復旦大学75%的普通学生群体。
  他们既没有享受到思维火花碰撞的好处，也没法像贫困生一般彻底躺平，大学四年庸庸碌碌甘当背景墙而后混混沌沌的进入社会或者卷入考研。
  因为，这样既要又要的书院制，完全没有书院制应有的精髓，从根上就错了。
  与华国传统书院及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组织形成的逻辑相异，世纪初各个高校的书院并非初始存在或原有组织内生而成，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物理空间、组织架构、课程设置等多方面，将书院制嵌入到原有、稳定的‘学校-学院’两级组织体系及关系网络中的结果，是一种后发的、嵌入式的教育组织模式。
  这就从机制上注定便是不畅的，甚至是堵塞的。
  不仅仅是復旦，很多高校书院制存在变革不深入不到位、边界不够清晰、分工不甚明确等问题，使得管理主体和管理层级增加，学院和书院陷入教育资源争夺的困局，引发孤岛效应。
  其实无论是西方大学住宿学院制，还是华国古代书院教学组织形式，其学习空间与生活空间都是合二为一的。
  而制度化的现代高校教育却使二者分离。
  原本书院制的变革目的之一是建成文化与教育相统一的育人空间。
  然而，现实确实很多高校书院只是继承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对其思想精髓的借鉴与内化根本没有做到位。
  传统书院千年历史中最为耀眼的特质即是师生共进于道、朝夕相处，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
  相比之下，当今高校不断突破的生师比以及导师科研考核的压力，使得导师制的运行成本与日俱增。
  事实上，导师时间、精力投入不足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便在生师比极低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导师制的运行也面临存废的争议。
  同时，导师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只有德学兼修、甘当孺子牛的‘大先生’才能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进行卓有成效的指导。
  一般的老师，不能说是误人子弟，但也能说‘教导无方’。
  何况，很多高校书院的导师，都是走行政路线的学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