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姜朗是在哪里认识的？巴黎吗？应该是巴黎。我们是在巴黎的一个音乐会上认识的。
  我当时住在巴黎，一个很多年没见过的朋友通过微信联系上我，给我打了通电话，和我说他马上就要来巴黎演出。我记得他的样子，还记得他去了美国学小提琴，一毕业就跟着外国交响乐团忙里忙外，满世界跑巡演。
  不止他自己，这些年我也很忙。我忙着制定一个个目标，忙着一个个实现它们。
  朋友邀请我参加音乐会，说这场音乐会意义重大，是为了纪念911而举办的，到时候不少企业家和慈善机构都会来。我答应了，他问我，你要几张门票？我说，一张就好。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在法国住了多久了？该不会只有自己一个人吧？
  后来我回了国，没多久，他也跟着乐团回到延京。那一次，我要了两张门票。他在电话里笑了声，说，一回国就有伴了？音乐会结束，我去后台找他，他摆弄着小提琴，问我怎么是一个人来的。我说，我本来是要带另一个人来的，但是那个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瞪大眼睛看我，说，你真是一个人来的啊？我摇了摇头，说，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在走廊上。朋友半信半疑，走到门边，轻轻拉开一道门缝往外看。我也看了过去，先是看到一双皱巴巴的棕色皮鞋，接着又看到一条旧裤子，再往上是一件领口敞开的衬衫。我看到应然的脸。他侧着身子，失重似的靠着墙，整个人歪歪斜斜地站着。他披着我从家里拿给他的西装外套，看了会儿走廊的尽头，往那边走了。朋友回头看我，问说，他是谁啊？你朋友？同事？还是新交的男朋友啊？
  我是怎么回答他的？我忘了。
  我遇到姜朗的那天，他也披了一件西装外套。当时乐团在奏马勒第二交响曲，姜朗在我边上打盹，长一些的头发垂下来，像黑色的幕布，擦着衣服晃来晃去。我瞟了眼，他的脖子就藏在那张幕布后面，时隐时现。
  一首曲子奏完，他忽然睁开眼睛，凑过来问我：“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他的眼睛很亮，映着整个演奏厅的灯光，整个演奏厅的人。他的眼睛里还有我，穿西装，打领带，轮廓是清晰的，面目却很模糊。
  我仔细看着他的脸，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
  他撑着脸看我，头发盖住了一边的眼睛和耳朵，低声问着：“我是不是长得很像你认识的人？”
  我仍摇头。他笑了：“那你为什么总在看我？”
  我愣了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笑着说了句：“你这人够奇怪的。”
  我说：“真不好意思。”
  他不笑了，挑了挑一边的眉毛，还在看我，还在说话：“这个音乐会也够奇怪的，在巴黎纪念他妈的美国。我买了票来这里睡觉，我也够奇怪的。”
  他听上去不算开心，我安慰他：“人是高等动物，复杂有机体，谁都会有奇奇怪怪的一面。”
  他掩着嘴笑：“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喝个酒吧？”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酒，吃了饭，之后又一起喝了很多次酒，吃了很多次饭。他告诉我他叫姜朗，姜是姜维的姜，朗是风清月朗的朗。我们住到了一起。他喜欢摇滚乐，我硬着头皮陪他去摇滚音乐节，他喜欢喝咖啡，我从网上给他买咖啡机，买波多黎各的咖啡豆，他在家里自己煮咖啡，从来不会问我怎么不喝。我们第一次去旅行，他想去荷兰看风车，我想了想，说，我们换个地方吧。他也没问什么。
  我们去了南美洲。中午的集市上，他用西班牙语和肢体语言同当地人交流，一群人聊得火热，有说有笑。他笑得肩膀直颤，头发一直在肩上擦来擦去。我举起了相机。
  快门声响起来，嚓，嚓，一声，两声。姜朗随即鑽出人群，找到我，说：“你不是在挑冰箱贴吗？怎么还有空看我？”
  我摸着相机说：“我是在拍你。”
  姜朗把稍长些的头发别在耳后，笑了起来：“你通过相机拍我，镜头不就是你的眼睛吗？”
  风吹过来，一群灰色的鸟从我们头顶飞过，集市棚顶的红布在风里翻动，呜呜的响。阳光透过木头棚架的缝隙漏下来，洒在姜朗的脸上，他眨眨眼睛，眼皮呈现出一种浓稠的橘色。
  我拍了许多姜朗的照片，把它们都冲洗出来，放在了抽屉里。我们从那些照片里挑了几张出来，贴在吧檯的冰箱上。一些朋友来家里喝酒，看到冰箱上的照片都会笑，调侃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简直好得不像话了。他们走后，姜朗会点上一支菸，咬着它叹息，说，感情怎么会有一直呢？
  我和姜朗一起生活了两年，他经常说我是一个喜欢怀念的人。于是我换了新的房子，新的车，还变得敢于尝试每家饭店推出的新品。有一次，我在一家餐厅点了菜单上写的春季新品，服务生端上来一盘绿油油的蜗牛，我鼓起勇气吃了一口，他在我对面笑个不停。
  可他笑过了，仍然叹气。他说，严誉成啊，怀念不是什么缺点。他还说，怀念和怀旧也不是一个意思，你理解错了。
  我始终没能理解他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秋天，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晚上，人很多，姜朗坐去了我对面。我隔着篝火看他，看到木头上的火星跳得很高，几乎跳到了他眉毛边上，闪粉一样点缀着他的脸。他的眼睛里映着雾一样的夜色和一团火光，却因为明亮而显得哀伤。人们站起来，成双成对地跳舞，把脸贴在一起欢笑，亲吻。四周的座位很快空了，姜朗走过来，坐下了。他问我：“篝火不好看吗？你看我干什么？”
  我指了指他的头发，说：“你离篝火太近了，我怕你烧到头发。”
  姜朗抬头看夜空。那晚的天气不好，云层很厚，一颗星星都没有。他只好又转过脸看着我，叹了声：“你一直看我，看不腻吗？”
  喜欢一个人是会腻的吗？会腻的话人们为什么要相爱，为什么要结婚？人们为什么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守着另一个人？
  我问姜朗：“为什么会腻？”
  “因为没有新鲜感了，没有新鲜感就相看两相厌了，再好看的人都难免面目可憎。”
  看来我永远搞不懂爱这回事。我说：“会吗？”
  姜朗弓着背，扶着额头，轻轻地说话，轻轻地笑：“这不就是婚姻吗？”
  我点燃一支菸，夹住它，把它举高了，看着烟雾一点一点躲进夜色深处。我问：“你想结婚吗？”
  姜朗又笑：“想啊。”他说，“我想和你结婚，你愿意吗？”
  我咬住香菸，说：“愿意啊，当然愿意。”我补了句，“十万个愿意。”
  姜朗伸手推了我一下，笑着说：“回答得这么快，你太假了。”
  我咬着那支菸，急着说话，急着辩驳，灰白的烟雾到处乱喷。我说：“我说真的。”
  姜朗再度叹息：“算了算了，你这个人最真的时候，就是看着我，什么话也不说的时候。”
  我听得很挫败，也叹了声：“你真的很敏锐，我每次看你都会被你发现。”
  姜朗对我笑笑，伸手去摸自己的口袋，接着也点了支菸。他吸了口菸，低头把烟雾喷到地上，说：“你以为你是狮子看着猎物，猎物不知道，其实你是牧羊人看着羊群，羊群里的每隻羊都感受得到。”
  我无奈：“我当然不是动物。”
  姜朗笑着说：“你以为牧羊人就很高尚，不兇残吗？牧羊人养羊是为了从羊身上得到可以充飢的奶和肉，得到让自己保暖的羊毛。牧羊人通过羊来满足自己的食慾，物慾，到头来，每隻羊还是会死。”
  我往地上弹菸灰。我说：“你把我讲得好冷血，好可怕。”
  姜朗吐出一口烟雾，笑得更轻了：“爱你才比较可怕。”
  我们分开的那天，姜朗伸手摸我的脸，手腕轻轻擦过我的鼻尖，笑了。他和我说，严誉成，我终于不用怕了。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呢？我搞不清楚。但是他看我的眼神，和我说的话，都让我想到让·科克託的电影，《可怕的父母》。父母是可怕的，确实可怕，我知道。可是没人告诉过我，爱情更可怕。
  我会成为可怕的父母吗？我会成为某个可怕的爱情故事的主角吗？如果我真的爱上一个人，他也会因为我的爱而变得可怕吗？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没有极限的爱是不是也很可怕？
  这些我都没想过。这些我都不知道。
  姜朗在门边和我拥抱，我闻到他身上雨一样的味道，像我以前看过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忽然明白了，他和应然是一类人。他们是动态的，是一个在世上不停流动的谜，他们全要离开我，全要往海的深处走。
  姜朗松开了我，我递给他香菸，他不要。我只好收回手，自己咬住那根菸。他看着我，说：“从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一直在用这个旧打火机。”接着，他笑笑，说，“走了啊。”
  我当时很想问他，这到底是怀念还是怀旧？可是算了，真的算了，我还是闭上嘴，一个人去寻找答案吧。
  我想，他说的怀念是可能一口井，埋伏在我的必经之路上，井下很深，深不见底。我走着走着，还没看清就掉了下去。我的身上没有火，没有绳子，我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四周都是黑的，我困在井下，没办法逃出来，没办法看到完整的天空，我二十多年的人生就都在这口黑灯瞎火的井里度过了。这怎么可能？
  但是我到底在怀念什么？又是谁害我变成这个样子，一直困在那口井里的？
  我没有可以求助的人，只好向我的回忆求助。我的回忆是一座照相馆，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製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张照片，有些是风景，有些是动物，有些是人。母亲，父亲，范亭，姜朗，亚瑟，路天寧，还有那个想不起名字的伊朗人，他们全在我的相框里，做着不同的表情，摆着不同的姿势。但那里面没有应然。他不在任何一个相框里，他躲在相框的背面，用手指敲击那些相框，像马修·麦康纳那样。他藏在一个我看不到他，也抓不到他的地方，沉迷于他的破坏游戏，捣他的乱。我听到从回忆里传来的声音，一直咚咚的响，像是有人在凿我的胸口，我的心脏。他一直敲击那些相框，一直破坏我的照相馆，弄得地上到处都是木头碎屑。我想要赶走他。
  我失败了。我赶不走他。
  我收起姜朗留给我的相机，不再拍照了。
  女主持人试着叫了声我的名字，和我说话：“我刚刚说的话您听到了吗？是不是外面的雨声太大了？”
  我眨眨眼睛，说：“你刚刚说到我们的一支广告。”
  女主持人点点头：“一支很成功的红酒广告。”
  那支广告是在一个下雨天拍的。开头是一个年轻的德国男人在森林里奔跑，镜头闪过，拍到了很多花，很多树，还有树干上沾着泥巴的蘑菇，和正在结网的高脚蜘蛛。男人跑到了一条漂着白色千纸鹤的小河边，回过头，眼角弯着，瞳孔是蓝色的，和水面一样清澈。接着，男人跳过那条河，继续往前跑，直到跑出森林，跑到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雷声响了两下，停车场上的广告牌亮起来，像一团火在雨中燃烧。男人从地上抄起一瓶红酒，拋向广告牌，这时画面黑了下来，广告戛然而止。
  女主持人把笔记本摊开在膝盖上，随即问说：“那支广告片里的男模特一直在跑，所以到底是谁在后面追他呢？我记得有人猜是警察，有人猜是死神，还有人猜可能是男主角的仇人。”
  “都有可能。”我笑笑，“人生是一场冒险，就算你不主动去找麻烦，麻烦也会上门来找你。”
  她又问：“比如什么呢？”
  我说：“比如一些神话里的神，像维纳斯，丘比特，他们亲自来人间找你，或者他们的使者，他们的代言人。”
  女主持人笑了：“丘比特不是很好的寓意吗？”
  我笑着摇头：“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为什么爱是不用学习的一件事？为什么人好像生来就会爱，生来就伴随着很多爱？一个人有那么多爱，他可以把他的爱分给很多人，但是他只有一颗心，他要怎么处理那颗心？我不知道。我看过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电影，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应该怎么办，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于是，我把我的一颗心放在沙漏里，存在银行里，甚至埋在那口深不见底的井里。没关係，我没有它也可以活得很好。我可以忘记它，扔掉它，但我不敢把它交给一个人。
  爱人很麻烦，把一颗心交给一个人更麻烦。
  我笑笑：“也有人不愿意在爱情里饱受煎熬吧？”
  女主持人大概会错了意，脸上的笑容更深了，看着我说：“像您这样的鑽石王老五吗？”
  鑽石……应然那天说，鑽石恆久远，一颗永流传。这真的是电视广告里的话吗？我为了拍这支红酒广告准备了很多东西，找了很多人，也学习了不少别的广告片，怎么没看到他说的这句话？我为什么对这句话完全没有印象？这会不会是他编出来骗我的？他骗过我。他每次说口腔溃疡都是骗我的，我知道。他撒这种谎实在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一亲他就知道了。但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他应该没和我撒过别的谎。那天我很累了，表现得很失态，在路边抱住了他。可他没有不耐烦，也没有赶我走，他站在一片树荫里，和我说了这句话……他应该是为了安慰我，逗我开心吧？在那一天那一刻，在世上成千上万的可能选项里，他不小心流露出的一丁点温柔也是有可能成为真相的吧？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几率，我可以这样想吗？我真的可以吗？我知道他不是温柔的人，他的心里只有针尖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是热的，而那天的那一丁点温柔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我耸耸肩，摊开手，顺着女主持人的话说下去：“你说对了，我本来是想拍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团队，只好先拍了这条四十秒的广告。”
  我笑了笑，语气尽量轻松，让自己听起来像在开玩笑。
  女主持人握着圆珠笔，笑着接话：“这条广告当时拍摄了多久？两个星期？”
  我点头：“差不多吧。”我说，“主要是机位比较复杂，还有光线和天气的一些原因。”
  女主持人感叹：“雨天拍摄真的很辛苦。”
  我说：“还好，习惯了。”我补了句，“延京总在下雨。”
  郑医生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就是雨天，雷声很响，雨势很大。应然解开安全带，先下了车，在雨里到处乱走，淋得很溼。后来我把他拉到洗手间，帮他吹头发，吹衣服，他没拒绝。再后来路天寧推门进来了，对他勾了勾手，他就不走了，留下来了。
  他是什么？别人家里的宠物猫，宠物狗吗？他没有自己的原则吗？他怎么可以和早就分手了的男朋友上床？这合理吗？这符合一个人做人的原则吗？那次做完他还不要钱，他是怎么想的？他不是很缺钱吗？他的银行卡里不是没存多少钱吗？他干嘛要这么大方？是不是无论谁和他做那种事，他都可以在医院的洗手间，在满地的大理石瓷砖上露出那种表情？那表情到底是谁教他的？谁是第一个带给他这种体验的人？
  那个人真可恨啊，几乎和他一样可恨了。等等，我怎么想到“可恨”这个词了？他可恨吗？我应该怎么恨他？母亲说对待别人要宽容，要大度，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去记恨一个人。因为恨会消耗一个人的情感，一个人的生命，久而久之，还会把一个人变成可悲的怨妇，祥林嫂，被其他人反感排斥。恨是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母亲还说，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天大的事情都过得去的。
  爱和恨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情感，母亲把它们写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给我看，却不希望我接近它。我趁着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揭下了那张纸，又绕到应然的背后，把它贴在了他的身上。我明白爱是靠不住的，爱会减退，会消失，所以他爱我，不爱我，都没关係，我只是……只是希望他恨我。我希望他变成怨妇，变成祥林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排斥他，看轻他，一看到他就皱紧眉头，避之不及。我希望他没有事好做，没有地方可去，只能穿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叼着香菸，坐在路边发呆。路过他的人都不愿意接纳他，不愿意收留他，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但是我会。我真的会停下来，还会看他。我给他水，给他衣服，我带他回家……带他回家之后我要做什么？我想不到了，我可能会给他戴上手銬和脚链，把他绑在我的床上，给他开送暖风的空调，给他盖很多层被子。他会怕我吗？怕就怕吧，至少他不会到处乱走了。他每天都在床上等我回来，睁着眼睛等我，像只蜷在窝里很寂寞的猫。回家后我会抱一抱他，亲一亲他，不，一下是不够的，我抱他很久很久，亲他很多很多下，最好亲到他烦，烦得一直往我怀里鑽。
  可我问过应然，他说他不恨我。那时他站在四季酒店的一团白光里，衣服是皱的，头发留得更长了，唇角边的弧度也看不到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他的腿上倒还有一点肉，但真的只有一点了。我就那么看着他。我看得出来，他变了很多，但还是和从前一样让人过目不忘。
  过目不忘这个词真奇怪，我看不到应然的时候，完全想不起这个词。可是我一看到他，这个词就跟着他走，成了他的特质。
  人是很难过目不忘的，大概只有神明才有这种能力。但是神明也分地域，东方是佛，西方是神，应然信神还是信佛？如果他没有信仰，又是谁把他造成这样的？那个创造他的客体是不是太过偏心了？为什么要把美赋予他，同时还把易碎的感觉也给了他？他又不是自然界里的什么花，干嘛非要在他的身上安一个花期之类轰轰烈烈的东西？如果他是花，他可以长在地上，长在枝头，长在我的手心……如果他真是花，我会抓一把土，接一捧水，养着他，护着他，让太阳时时都能照耀他。
  风来了，我把手心合上。雨来了，我就陪他一起淋雨。我是不是从认识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从地上抓了一把土，一直抓在手心里，足足抓了二十七年？我用二十七年的时间看着一朵花，看他怎么盛开，怎么散发香气，怎么吸引别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到花期结束的那一天。
  他的花期太长了，像是没有尽头，外面的风霜雨雪都拿他没办法。我也拿他没办法。我试过很多办法，他还是不恨我。他没有变成怨妇，没有因为我而消耗他的生命，也没有对我念念不忘……是我忘不了他。
  我们分开后，我去病房找路天寧。他坐在床边穿外套，抬头看到我，和我打了招呼。我关了门，问他为什么伤害自己，他说他想在出院前见我最后一面。
  我走去床边，问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会来的。”
  他说：“如果你在很远的地方，或者在忙别的事情，你也会来吗？”
  我说：“我会啊。你需要我我就会来。”
  路天寧沉默了，墙边的衣柜在他脸上投下黑色的阴影。那块阴影盖着他的嘴唇，好像一块胶布封住了他的嘴巴。半晌，那块阴影动了动，开始说话：“你对谁都这么好，好得挑不出一点毛病，好得简直无懈可击，让人很想报復你。”
  我的心口一沉，随即舒出一口长长的气。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和应然之间还有感情，我还担心他们是不是要旧情復燃，我……
  我竟然是在担心吗？我竟然是在害怕吗？我和应然什么关係都没有，我想这些干什么呢？我有点可笑了。
  我说：“对人很好不是什么坏事吧？”
  路天寧笑了：“你的手在发抖。”
  我把两隻手都插进了口袋。
  路天寧还在笑，只不过笑得更轻了。他说：“严誉成，你爱他吧？”
  爱？他是怎么联想到爱这个字的？我是想见应然，想和他看同一部电影，喝同一瓶水，用同一个牙杯刷牙，我还想和他说话，说到累了就亲他的嘴唇，额头，接着躺在床上休息。有时候我们做完，我还很想在他的怀里哭。我甚至梦到过这一幕。可这一定是爱吗？如果这是爱，我是从什么时候起爱上他的？我，一个受过精英教育，懂五门语言，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对任何话题都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的人，可以爱上另一个人吗？我的归宿难道不是一个母亲为我选择的妻子，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吗？其实我不太明白，我是被一个女人抚养长大的，所以再找一个女人就可以了吗？母亲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女人吧？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佈置晚宴，举办慈善活动，结交各行各业的名人，频繁出入上流社会，慢慢地，我成了一个仿製的父亲，一个父亲的贗品。既然父亲不爱母亲，我也不该去爱谁，我该做的只是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儘量站稳一些，让南来北往的人都能免费参观。
  真的有很多人来参观，他们要么是父亲的朋友，要么是母亲的朋友。他们时而讚美，时而惊呼，我在他们眼里看到一隻沉甸甸的奖盃，擦得很亮，一尘不染，孤零零地陈列大理石台上，四周既没有玻璃，也没有防护罩。它就只是摆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发着光。那些人看过就走了，没有人关心它为了不跌落下去，不摔碎自己而做出的努力。
  路天寧看着我，我绞尽脑汁寻找合适的词语，但是始终找不到。我想了半天，所有的语言都不准确，所有的词语都词不达意。我张开嘴和路天寧说话，却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我没办法控制。
  我说：“爱一个人好像自残。”
  路天寧弯下腰穿运动鞋，系鞋带。他穿好鞋，抬起眼睛看我，说：“知道是自残你就会停下了？”
  他笑笑：“你根本不会的。”
  够了，真的够了，我不该再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把我该说的都说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路天寧站了起来，身子一时摇晃。我伸手去扶他的肩膀，但他自己站住了，朝我摇了下头。我只好放弃，把手收回口袋里，和他说：“你小心一点，失血那么多，动作不要那么快。”
  路天寧点点头，又笑了：“大一那年，学校请了位德国的教授来讲西方哲学史，你还记得吧？那场讲座很热门，大家都拼了命往前坐，中途有个人想换到前面的位子，但是没拿住手里的咖啡，全洒了。”他说，“当时教室里好一阵骚乱，大家都回头看他。”
  我记得。那次的讲座我也去了，但是去晚了，索性坐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我还记得当时是下午，那间教室里没开灯，也没拉窗帘。
  我说：“我有印象。”我问，“那个讲座怎么了？”
  路天寧说：“应然当时撑着下巴回头看，视线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眼睛很亮，很亮。”他顿了顿，说，“他在一个瞬间停住了，看着我，就好像真的在看我一样。”
  他停下来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他在别人的眼睛里看清爱情的真面目了吗？还是隻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路天寧弯了弯嘴角，说着：“那天你就坐在我后面吧？”
  我想问问应然那天的事，但他大概率也忘记了。我还想问他，为什么那天晚上要发短信给我，告诉我讲座的内容，假装不知道我去了那次讲座？我要去找他，问明白他的眼睛为什么要长得那么黑，那么亮，他知不知道长成那个样子很让人心烦？他的头发也很黑，很亮，还很柔软，我抓上去的时候，像抓住一条缀满了星星的银河。
  路天寧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回到我的照相馆，接受那里正在发生的灾难，我要修好它，重建它，再趁机找出那个罪魁祸首，抓住他，看一看他的眼睛，数一数他用这个镜头记录过多少人，多少事，其中有没有我那些落魄，懦弱，贪婪，自私，胆小，不成熟，不完美的时刻。
  难不成还有假的我？当然可能有假的我。让父亲有面子的，让母亲讚不绝口的，让老师掛在嘴边的，让姜朗觉得冷血可怕的，都是假的我。
  真的我……是什么样的？
  真的我应该躲在了这个我的背后，披着白布，忧鬱又愤怒，浑身长满尖刺，眼睛是两个黑漆漆的洞，目光像森林里的动物，狼，或者豹。真的我不温和，不幽默，真的我厌倦社交，一事无成。
  真的我是一隻怪物。没有白布覆盖身体的怪物。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摸不到皮肤，只摸到一张没有温度的面具。我知道蝙蝠侠戴面具，佐罗戴面具，夜礼服假面也戴面具，可他们是英雄，代表着正义，他们戴面具是为了隐藏身份，保护世界。而我戴面具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应然的手抬起来，剥落了那张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