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时期东京城外有九厢十四坊，而本文中的“安济坊”乃是杜撰，非官方设置。历史上的安济坊、慈幼局（慈幼院），本都是宋朝的慈善机构。本文中由医馆发展而成的“安济坊”，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机构，是后世安济坊的前身。
  宋时的福利制度覆盖了方方面面。第一是鼓励生育，抚养幼童，凡孤儿或者父母生了孩子弃养的，有官办慈幼局照料；第二是医疗保障，若无钱看病，或者孤老无依，则有安济坊治疗收养；第三是公墓义冢，若亡故后无人收尸，抑或逃难的灾民倒毙于异乡，则有漏泽园可以安葬。
  然而健全的福利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极大损耗了变法取得的经济成果，加上许多地方流于形式，最终令一个封建王朝负重累累、国力大损。但无论如何，宋朝早在近千年前，已经面对过“福利社会”的一些难题。
  徽宗和蔡京大力推行福利制度，也许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但我相信在福利制度的萌芽期，总有那么一批年轻人，满怀赤忱之心，以他人的苦难为自己的伤痛，以他人的安稳为自己的责任，进而将慈善救济当作终生事业，亲力亲为，去实践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除了社会制度的先进，宋对人的个性宣扬也值得关注。
  我经常因为喜欢某个历史人物，就痴迷于查询和他相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新旧两党的旗帜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好奇的初级阶段，是根据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去构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后来发现这两位大佬对宋朝的影响从北宋持续到南宋，他们的历史形象也随着新旧两党在朝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从古至今有太多人评论他们，然而大多评论者的倾向性却十分明显。如果能够建一个粉丝群，把这两位大佬的历代狂热粉和黑粉都拉进来，场面一定会比世界杯决赛还要热闹。
  我自己也会把个人好恶有意无意地带入文字，但我并不讳言这一点。作为一名功底浅薄的历史爱好者，我自知无力评述这两人在政治上的对错，但不论他们执政时的功过如何，从私德和才华来讲，两人无疑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足以照耀千古。
  宋朝对人的尊重，尤其对文人的尊重足以让现代人刮目相看。郑侠在大旱之年上《流民图》，用自己的头颅为注，要求罢免王安石，这在当时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以郑侠的私人身份而言，是“背刺”了自己的老师。作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名义上的元凶”，郑侠所遭到的报复，也仅仅是被贬英州十二年——如此“温和”的政治报复，放在其他朝代几乎难以想象，在宋朝却比比皆是。
  当然，宋朝也有许多可惜、可悲之处。
  除了军事上的羸弱，宋对于反叛和起义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两宋发生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可谓空前绝后，一方面在于宋朝贫富差距大，士族对庶民的剥削十分严重，这才有许多人被“逼上梁山”；另一方面在于宋对于起义的态度较为软弱，“招安”成为官府应对匪患的常见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造反的纵容。
  此外，宋朝其他犯罪行为也极为猖狂，人口拐卖更是司空见惯。连宗王的女儿和枢密副使的儿子都有被拐的记录，可见人贩何等猖獗。
  本文“郡主失踪案”改编自一则历史传闻，宋代洪迈编撰的《夷坚志》记载了一则逸事：宣和六年上元节，一名宗王家的族姬真珠在宣德门前被拐，第二年三月，有都人春游时，在郊外发现一顶破轿，真珠在轿中哭泣。原来真珠被拐走后，先遭痛打，被关在密室里养了月余的伤，又遭奸污，并被卖给一家富户为妾。那富户后来得知了她的身份，生怕官府追究，趁晚上将她弃于郊野，她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
  这宗骇人听闻的拐卖案在明朝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描述，见于卷之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其情节和《夷坚志》基本相同，不过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放在了神宗朝。
  本文也沿用《二刻拍案惊奇》的说法，将时间放在神宗朝，并将真珠设定为安定郡王之女。但根据《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文字描述，基本可以判断故事取材于《夷坚志》，发生时间在徽宗朝的可能性也更大。因为《二刻拍案惊奇》中将真珠称为“真珠姬”。宋朝是从徽宗朝开始，公主改称“帝姬”，郡主改称“宗姬”，宗室女改称“族姬”。如果故事发生于神宗朝，真珠不会被称为“真珠姬”。
  按照宋朝爵位制度，亲王、郡王家的女儿一般只能被封为县主，本文中真珠为郡主，是为了提高其身份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并对应《夷坚志》中的“真珠族姬”，可以视为特例。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还讲了神宗时另一桩拐卖案。主人公是枢密副使王韶家的十三郎王案，元宵节夜里他随家人去看花灯，却不慎被贼人掳走。结果，他不仅借宦官之手成功自救，还面见当朝天子，并留下线索抓住贼人。
  “十三郎五岁朝天”取材于南宋《程史》中的“南陔脱帽”。《程史》是岳飞之孙岳珂所作的朝野见闻杂记，而“南陔”是王案的号。本文也参考了这段史料逸闻，并将“十三郎五岁朝天”事件放到了熙宁七年。《程史》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描述不详，仅说是“神宗朝”。若按照其他史料，则这段典故的发生时间有矛盾之处——王案出生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他五岁时为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其父亲王韶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被贬出东京，且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去世。如果王案生年记载正确的话，“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按照另一种说法，若王案的生年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熙宁三年之间，则“十三郎五岁朝天”就很可能真实发生过，而发生时间只能是熙宁七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4-1076年）之间，这段时间王韶在东京任职。
  这个案子震撼到我的，除了宋朝人贩子的猖狂，还有宋朝神童的聪慧。这样的奇事真的是五岁的孩子干得出来的？
  《大宋悬疑录》系列刚动笔的时候，我家的小皮猴还在妈妈肚子里，如今《貔貅刑》出版在即，小皮猴已经五岁，和当年的王案一样大，带他外出游玩时，我得用一大半精力防着他自己跑丢，并给他配备了防丢定位神器。
  我把“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讲给小皮猴听，他的听后感是：“如果我被人拐走了，就把定位器粘在人贩子身上，带警察叔叔去抓他。”我问他：“被人贩子抓走了你怎么跑出来？”他对此十分疑惑：“人贩子看娃比爸爸还厉害吗？”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毕竟是我千叮万嘱告诫他不能乱跑，否则很容易跑丢。很显然，他对自己在大人的看管下跑丢的本事十分自信。
  这让我愈发觉得“十三郎五岁朝天”不够真实，倒不是我不信世上有如此聪慧的神童，而是我不信世上能有如此从容不迫的父亲。我和家人带孩子外出时，一刻都不敢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我家小皮猴仅有的两次跑丢的经历，都是在自家小区内玩闹时发生的，立刻惹得全家出动，十分钟内把他寻了回来。我根本不敢想象如果他是在某个人山人海的景区跑丢，作为父亲会着急成什么样子。然而《程史》中却记载：“襄敏（王韶谥号）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父亲会有的反应，即便王韶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帅臣，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聪明神异，也不可能在丢了儿子后如此镇定。我只能将这段描述，当作《程史》为了体现王韶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而做的文学加工，并在本文中，把王韶得知儿子丢失而没有报官的行为，解释为他深思熟虑后所行的权宜之计，在他人面前强装镇定，私下却派人在全城搜寻。
  本文中的“雪柳烧伤案”亦有原型。宋朝的社会制度相比前朝有很大进步，奴婢已经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但其人权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关于买卖奴婢妾侍的纠纷，《宋史·王安礼传》中讲述过这么一段故事：
  宗室令腓以数十万钱买妾，久而斥归之，诉府督元直。安礼视妾，既火败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姿首也，今炙败之，则不复可鬻，此与炮烙之刑何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以为戒。诏从之，仍夺令腓俸。
  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他在权知开封府任上时，曾碰上这样一桩荒唐案子：一名宗室花费数十万钱买了个妾，后来又把妾赶回去，并且向官府上诉，要求追回买妾的花费。王安礼见妾侍的脸被火灼伤，就上奏说，这名妾侍之所以值数十万，就是因为姿色出众，现在被烫伤毁容，无法再卖，跟炮烙有什么区别？不仅不能答应其非分要求，还应该严加惩戒。皇帝听从了他的上奏，并夺了该宗室的俸禄。这桩案子也反映出当时奴婢的“商品属性”或者“财产属性”。
  这位宗室葛朗台式的作为让人啼笑皆非，但从侧面也说明宋朝已经有了类似三包的交易保障条例，但这名宗室的诉求，就算是当今奉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各大电商平台都接受不了。我之所以把它写进《貔貅刑》，并非为了凸显这位身份高贵的宗室所做的荒唐事，而是为了那位被烫伤的姬妾。
  这桩案子原告是买方，被告是卖方，官府断案的基本准绳是商品价值在退货期受到损毁……本案从头至尾，事事都和那美姬相关，又事事都和她无关。所以我忍不住会想，这名受人摆布的美姬，在整个事件中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挣扎？她是否有心中所爱的人？她是否也是别人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我终究是同情这位女子的，不忍放任她在命运中沉沦，给了她在绝境中反戈一击的机会（她破釜沉舟的反击，也可能出于我的强行干涉）。《貔貅刑》中另外一名婢女飞荷的命运，才是我顺其自然的结果——她的死亡虽有人在意，却无人负责。
  宋仁宗年间，宰相陈执中家中一个月连死三名婢女，立马受到殿中侍御史赵拉的弹劾：“凡一月之内，残忍事发者三名，前后幽冤，闻固不少。”仁宗久拖不决，还为陈执中遮掩，引起众多官员的强烈抗议，要求严查此案。后证人供述三名婢女是陈执中的宠妾打死的，但陈执中为保住爱妾，自己承担罪名：“执中自以婢不恪，480紫焰文化悬疑小说文库010
  笞之死，非嬖妾杀之。”因为当时奴婢犯错，主人惩罚奴婢致死，是不会被问重罪的。而这桩案子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陈执中被罢相，贬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由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宋朝对文臣，特别是对宰执级别的重臣十分优待，三条人命也只是贬官而已，陈执中丧失了中枢的地位和权力，但名义身份还是“同平章事”。本文中寿光侯府婢女飞荷被杀案，对于身为皇亲国戚的高家来说，只能算一桩麻烦事，高家以“中邪”之说搪塞父母官，又用释放被拐婢女为条件做交易，应该比较符合当时豪门打死奴婢的处理方式。
  就我个人而言，创作历史悬疑小说的过程，就像在字里行间插入一根竹管，一头洞穿时空，伸向千年之前，并用一桩桩案件打通一道道竹节，另一头供读者去窥视那个古老的年代。可惜，受限于作者的笔力和史学功底，读者从竹管中窥得的斑点，不足以呈现出真实的历史。
  每一个朝代，皆如一束绽放于千百年前的烟火，它的余烬簌簌落下，化作故纸堆里一篇篇零散的文字。我捧着这些余烬来搭建新的故事，不是妄图复现千百年前它盛放时的瑰丽和绚烂，而是想点燃心中浓烈的表达欲，烧出一堆小小篝火，让靠近的人都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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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注
  [←1]
  司马光，字君实，是司马池的第二子，但在其族兄弟中排行十二，故称“司马十二”。
  [←2]
  史载司马光穴居地窖，编著《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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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城司是宋代特务机构，“依祖宗法，不隶台察”，直属皇帝，不受三司管辖，常由皇帝信任的宦官执掌。貂珰指貂尾和金银珰，后代指宦官，首领太监被称为“大貂珰”。
  [←4]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马光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信，即《与王介甫第一书》《与王介甫第二书》《与王介甫第三书》，试图阻止新法施行。王安石写《答司马谏议书》一一反驳和回击。
  [←5]
  北宋已有慈善义卖的雏形。《禅苑清规》中有“唱衣”相关记载，在寺庙中公开拍卖已圆寂僧侣的遗物，所得归于僧众和寺庙。附带拍卖寺院中其他物品，称为“寄唱”；向买家们介绍卖品的用途、来历，称为“唱故衣”。
  [←6]
  竹竿子又称参军色，本意是指剧乐舞演出时的主持人，后来被宽泛化地用来称呼主持娱乐活动的人。
  [←7]
  宋时，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十分完备，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共性专业消防机构“潜火队”，其成员“潜火兵”还需要接受专业的消防训练。城市各处都建有“望火楼”，居高临下，专门监控火情。
  [←8]
  《三经新义》包括《毛诗义》《尚书义》《周礼义》，其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周礼义》原著二十二卷，今存十六卷，全文字数为杜撰。
  [←9]
  宋代时活字印刷未能替代雕版印刷，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排版不整齐，且工匠必须识字才能参与制版。此处云济对活字材质、排版的改良均为作者杜撰。
  [←10]
  宋时一寸约为3.168厘米。
  [←11]
  因其在皇城中的方位，宋朝最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称“东府”；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称“西府”，并称为“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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